“歌本来是讲情绪，不能当作完完全全文字性的东西来经营，去唱它是抒发情绪，所以歌词也不能太俗。”基于这种认知，方文山在他的作品里保持了主要三方面的特点：简洁的观念；画面感，想象的空间；情绪的东西。
骑着摩托车酝酿梦想
方文山在遇到吴宗宪之前，和所有怀揣着伟大音乐梦想的人一样，他们单纯、自信又谦卑、充满了激情，寻找各种通往梦想的途径，期盼着其中哪条在某一天就从可能性变成现实了。在他们中间，方文山采取的方式比较单一，他既没有去雇佣乐队演出的酒吧碰碰运气，也没有找上一些知名音乐公司的门去当场自荐。他只是记下那些印在CD外壳背面的制作人、歌手的名字，把自己写的歌词本装订成册一一寄给唱片制作人。
他把写的100多首歌词都寄出去之后，让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吴宗宪给他回复了。做这件事情一共花了几万块钱，而吴宗宪答复他的那天距离现在是9年，他回想起这些真的觉得过去很久了，再回忆一下那时候印在纸上朗朗上口的、相比较已经变得浅显的歌词，他也不太会用它们了。
那是一个开端，尽管很辛苦。吴宗宪的唱片公司在台北，离方文山的家很远。与方文山一起签约进入公司的一共有八、九个人。当时普遍的情况是，签约唱片公司的人都有一份固定职业，写作只是副业，他们不是艺人。这八、九个人中就有从事金融业以及音乐相关行业的。方文山也有一份别的工作。第一年，他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歌词创作方面的收入，生活来源依靠三方面：以前的积蓄；除写作外的那份工作；父母的资助。
台北郊区有一个叫苔原县的地方，方文山骑摩托车去上班要花一个小时，然后再骑回去。那时他27、28岁。从每天骑摩托车，到进入了这个圈子，开始有能力自己买车，最后到自己在台北买房子，这中间经过了七、八年，他觉得终究会有一些东西跟一些人分享的，说这话的时候，他有点像过来人语气。“只要有一个目标定在那里，过程很辛苦，不要在意。或者是习惯，或者是遇到的状况，我就把它当成一篇一篇的小文章，跟大家讲。遇到困难的时候，危机就是转机。如果我觉得骑摩托车很辛苦，如果我不愿意每天大老远到台北来上班，那么我就放弃了，现在也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作品，不可能加入这个公司。”
在日历上只是数字的月份，方文山必须一首一首歌词写出来度过它。煎熬吗？是，但并不痛苦。就像必须一个月一个月地写歌词一样，竞争和煎熬也是必须要经历的，这很正常。他参与竞争，然后制作人来决定是否采用他的作品，如果一直没人认可，结果就是他退出。在方文山看来，每个行业都要熬，无论电影、唱片还是出版等等。有一个健全的心态来正确面对现状是他对自己比较满意的。
这时候他有一个小小的期待，就是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的作品。更确切一些，是希望获得对自己作品的自信。当他写着现在看来面目模糊的情歌时，禁不住想，怎样才能做到不可取代？写完12个月，他摸索出了一种风格，他说，夹杂东方元素、体现中国风的东西，大家都喜欢。 方文山和周杰伦同时进入的吴宗宪的唱片公司。一开始两个人不认识，也没有互动，方文山眼里的周杰伦和周杰伦眼里的方文山都只有一个字“酷”。“后来我们私下里经常开玩笑，互相作弄。”不过最初的合作免不了会有分歧，比如副歌部分的节奏快慢、副歌在整首歌里的位置前后，方文山说“我觉得这样更好”，周杰伦说“我就要这样”。在两个固执地要坚持自己想法的人中，方文山通常是最后让步的那一个，他写出几个版本让周杰伦来决定，毕竟唱歌的还是周杰伦。 “默契”和“缘分”这两样已经被提得太过通俗的东西再一次的的确确发生在方文山和周杰伦之间。在他们可以相互“打屁”的时候，分歧和争论也慢慢消失了。“歌本来是讲情绪，不能当作完完全全文字性的东西来经营，去唱它是抒发情绪，所以歌词也不能太俗。”基于这种认知，方文山在他的作品里保持了主要三方面的特点：简洁的观念；画面感，想象的空间；情绪的东西。 单独分开看方文山的歌词，每一首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他曾经解释过《爱在西元前》这首歌的段落之间看上去没有联系，但段落和主题间有着可以慢慢品味的联系。“第一句歌词是：‘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距今已经三千七百多年。’这句话只是在叙述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但第二句是：‘你在橱窗前，凝视碑文的字眼，我却在旁静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这样一来就把‘你’，‘我’、‘他’联系起来，把情绪连贯起来，整体形成了感觉。”他喜欢具有历史感的空间构架。北京的古老建筑和日本京都的仿唐式建筑都让他念念不忘。虽然他只是匆匆走过，但那些环境对他的创作都是很好的养分。“《胡同里有只猫》这首歌，体现的是北京的特征。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还没到过北京，是后来才去的。” 说歌词，方文山会说到诗词，说诗词，又会说到传统。在台湾，因为改建的速度很快，即便是他也很难找到小时候的记忆空间。可能小时候看过的树、走过的桥、和邻居小孩玩耍的树林全部都因为改建而消失，几乎再也找不到共同记忆，它们都被拆光了。“建筑物本身所代表的历史记忆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你能够想够想象你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游戏过的公园、住过的小巷、吃过的小馆子，这些生活记忆十几二十年后都彻底的消失是个怎样的状况吗？而台湾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戏码，拆了又盖，盖了又拆。我想北京现在老旧建筑拆得也很快。”他安静、平和，但是你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需要什么，他在做什么。 Q&A M：小时候对你来说存在什么意义？ M：退伍后，为什么认定了电影和写作？ M：后来又选择写歌词了。 M：你的作品通常都很有画面感，这和你喜欢电影可能也有很大关系，同时就影响了你的写作方式。 M：你认为你和周杰伦搭档完成的作品是否会成为经典？ M：你在作词的时候想的是要表达音乐、表达你自己，还是表达歌手，或者传递某些东西给听众？ M：写词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M：有什么不擅长的事？ M：你爱好收藏世界各国车牌和各式早期的广告铁牌？ M：你和周杰伦的组合会不会有一天发生改变？ 他们影响了他 罗大佑 李宗盛 林夕 陈珊妮 武雄
梦想照亮现实
F：很多事都印象深刻，也很琐碎。因为从小生长环境的缘故，国外的东西对我的影响很少。小时候只是物质条件不是很好，但周围其实都一样，每家都差不多，这和竞争不太一样。我到20多岁才对“竞争”有所意识，因为在台北，我发现人和人是有差别的，有些差别很大。不管是小时候还是在台北，那都是自己的生活。
F：我比较晚熟，学习成绩也不太好，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什么，该做什么。到20几岁才知道自己喜欢电影。服役的时候看了一些和历史、地理有关的书，也看了一些电影脚本，有所了解后发现自己喜欢电影。
F：台湾电影不怎么景气。台湾的电影市场小，所以制片方都减少了投资，演员没有国际知名度。相比之下，台湾唱片制作的环境比较成熟，前景要比电影大。
F：我在创作时候受到的影响有两大类，一个是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图象式的阅读。以前的书不讲究保障，很素面，是纯文字，甚至连书的封面都很素雅，现在如果去书面的平台上，产品太多了，要想第一抓住别人的感觉，书就会用具有视觉冲击的封面，同样报纸会有照片。某种程度下，有些歌曲很有画面感，特别天马行空的那种，像《半兽人》这样的。要自己去区别开来。另外，我也可以写像《双截棍》这种，可以很诙谐，有一些就是很中国风。我很喜欢传统的文化的成份，都会从那边去截取一些创作的素材。
F：在创作的时候不管流行还是经典，如果风格很强烈就会成为经典。
F：创作的时候总会有妥协。流行音乐就是要顾到很多方面，有唱片公司的需要、歌手本身、流行的产业、听众的需求，这些都有，是各占多少百分比的问题。
F：阅读、上网。经常会搜索资料，比如写刀马旦，就要看很多和京剧有关的东西。经常会有这样主题性的。我天生就喜欢文字、歌词，所以也很喜欢收集资料。
F：不擅长和数字有关的事，理财、金融等等。以前曾经开过餐厅，帐务都会叫别人打理。现在比如交税或者出国办理证件，会请助理协助。
F：我觉得它们具体呈现了一个国家的象征，有各种文字。铁牌的斑驳、金属感觉很吸引我，我会觉得很特别。
F：基本不会有改变。我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在罗大佑的作品里较早出现不是情歌的东西。这给了我一种影响：流行音乐不只有情歌。”
“他的情歌写得很好，让我意识到写情歌还可以有这种写法。比如说特别细腻的那首《生命中的经典》。”
“他有着跳跃式的思维。”
“这几个人里我和她最熟。她的东西很完整，个人风格完全没有失真，很陈珊妮式，我很欣赏。”
“他写台湾歌比较牛。台湾话比较难掌握，虽然我平时家里会讲，但是除此之外还都是国语思考，国语是我创作的母语。武雄就能把台湾歌处理得很好。”